香港慈善网玄机汇丰银行往事:东西逢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

发布日期:2019-11-05 08:35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2019年,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“国民银行”汇丰,忙着干一件事:撇清把华为和孟晚舟出卖给美国。

  这家银行虽然总部位于伦敦,但却诞生在香港,跟中国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和密切的业务联系,甚至其75%的利润来都源于整个大中华区(2017年)。而众多大陆企业出海,也喜欢将这家名字里带有“上海”的全球顶级银行作为首选合作伙伴,这其中就包括华为。

  但华为CFO孟晚舟怎么也不会想到,美国向加拿大提起拘捕她的诉求信息里,竟然会有汇丰的报告[5]。2016年底,汇丰做了一份调查,对华为和Skycom公司进行质疑,这份报告被主动提供给美国司法部。于是在2018年12月,加拿大拘捕了孟晚舟,拉开了一场战争的序幕。

  本来应该算浓眉大眼的老朋友,怎么摇身当起帝国主义的带路党了呢?这一切要从2002年开始说起。

  2002年,汇丰银行墨西哥分行艺高人胆大,默许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前来洗钱,暗中赚取高额利润。这种非法业务越做越大,甚至出现颇有美剧感的场景:由于用麻袋装钱不方便,毒枭们按照汇丰的出纳窗口大小,量身定制了一套装钱箱子,效率显著提高。

  这些黑钱在流入汇丰美国后,一直没被发现。直到十年后,美国司法部才根据举报盯上汇丰。按照美国法律,汇丰相关高管足以像孟晚舟那样被“跨国抓捕”。然而毕竟英美一家亲,何况美国自己的银行也常干这种事儿,所以美国司法部打算大事化小,罚酒三杯就算了。

  最终在2012年,汇丰向美国司法部支付19.2亿美金,签订五年延期起诉协议收场。之后五年里,美国司法部与汇丰进行了100多次访谈,审查超过292000封电子邮件。然后在2017年12月,汇丰向美国司法部提交华为报告之后,司法部撤回了对汇丰银行的指控,你说巧不巧。

  事情发生后,其首席执行官约翰弗林特(John Flint)通过各种渠道告诉大陆,“在美国司法部于2017年要求提供与华为关系的信息后,汇丰除了调查合作外别无选择。”但这种解释显然无法令人信服,汇丰也很快跟联邦快递、伟创力等公司一起被贴上了微妙的标签。

  自150多年前在香港创立以来,汇丰一直都是中国和西方之间最大的套利者。这张誊写了150年的答卷,到了要做必选题的时间了。

  1863年,29岁的英国人托马斯苏石兰(Thomas Sutherland)乘船从香港前往汕头出差。在航行途中,他在一本《布莱克伍德杂志》(Blackwoods Magazine)杂志上翻了一篇介绍英国的银行业务体系的文章,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苏石兰心中萌发——在中国开一家银行。

  托马斯苏石兰出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郡,18岁就开始在大英轮船公司当水手。精明能干,又恰逢东亚地区业务又缺人手,他被总部派往香港,从小船员一路做到驻港监事。1863年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成立的时候,苏石兰被任命为第一届主席。这一年,他才刚过29岁生日。

  虽然没从事过金融,但苏石兰对生意有种天然的嗅觉。鸦片战争后,中国外债猛增,亟需一套完善的银行体系。但长期闭关的中国只知钱庄,不懂银行,而外资银行总部多设在英国或印度。这种金融体系,不管谁开一家总部坐标在中国的银行,都能从清政府身上揩油。

  这个主意在苏石兰的心中酝酿了三四个月,并没有马上付诸实施,直到他听说几个孟买人准备来香港开办“中国皇家银行”,才马上行动起来,跟律师一起准备商业计划书。凭借香港船坞主席的身份,苏石兰很快联合15家洋行成立临时委员会,募集到五百万港币注册资本。

  1865年3月3日这一天,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宪法修正案,并在准备第二天的总统就职演说;恩格斯正写信给马克思,探讨社会主义哲学以及波尔多葡萄酒;而苏石兰的银行也正式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开始营业。一个月后,他又在上海和平饭店底层租了一层办公室,开设上海分行。

  那时,银行只有英文名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,直译过来就是“香港上海银行”,简称HSBC。由于当时银行中文名中多有“汇理”二字,苏石兰索性入乡随俗将中文名定为“汇理银行”,属于去派出所排队上户口时候,临时想出来的名字。

  这个随意的名字用了十六年,直到1881年汇理银行邀请曾国藩长子、时任清朝外交官的曾纪泽为钞票题词的时候,曾纪泽取汇款丰裕之意,赐名“汇丰银行”。据说,“汇丰”二字是由华人风水大师古应春,在测算过笔画凶吉之后提议。因此汇丰的中英文名称显得并不对应。

  汇丰成立后第一步棋,便是绑定港英政府。汇丰成立的第二年,恰逢经济危机,港英政府陷入财务泥潭,汇丰虽也面临困难,但仍然咬紧牙表现一把:为港府提供了10万港币的紧急贷款。港府知恩图报,马上授权了汇丰处理香港政府的对外支付,还赐予了特殊待遇:发行港币。

  第一步棋可谓相当完美。印钞票在当时的香港是小部分英资银行的特许“营业”项目。苏石兰通过笼络香港殖民政府,享受了优待和庇护,进一步扩大发钞权,在成立短短十年,汇丰钞票发行量占到四大英资发钞行的51%,超过拥有30年发钞历史的丽如银行四倍。

  不过虽然掌握巨额存款和发钞权,汇丰仍然还没到日进斗金的地步,好在汇丰没有忘记创业时的思路,他们很快就把目标盯上了那会儿世界上最容易赚钱的对象:清政府。

  1874年,为了防御日本对台湾的骚扰,清政府打算重新修葺防御工事,但两次鸦片战争让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,只能派李鸿章四处向外资银行借钱来搞国防。由于不想得罪日本政府,各大银行都拒绝了清廷的借款请求,无奈之下,李鸿章找到了成立仅八年的汇丰。

  雪中卖碳的价格,自然不会便宜。汇丰要求年息15%,而市场公开发行的债券平均年息只有8%,这中间足足有7个点的巨额利润。连在清政府担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都评价:汇丰银行贷款的“油水太大”[1]。这笔钱为当年利润微薄的汇丰,奠定了发展的基石。

  台防借款让汇丰尝到了甜头。为了进一步参与到清政府各类利润丰厚的融资项目,深谙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的苏石兰专门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大本营天津开设了分行,并派李鸿章的安徽老乡吴懋鼎出任天津第一任买办,负责拿下由前者主导的铁路与工厂建设项目。

  吴懋鼎是汇丰精挑细选的人物,17岁就成为汇丰雇员,说一口流利的英文,又擅长结交权势人物。李鸿章对这个擅长和洋人谈笑风生的小老乡颇为赏识,甚至把个人存款都交由汇丰保管。李鸿章于1901年去世后,吴懋鼎从汇丰银行取出共150万两白银,交还李的家人。

  只有一个吴懋鼎换取不来汇丰想要的巨大利益,真正让汇丰获得信任的,是帮助李鸿章扳倒了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。

  1883年,中法战争阴云密布,主和的李鸿章与主战的左宗棠矛盾公开化,李鸿章暗中发动“倒左”运动,矛头直指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。当时,胡雪岩向汇丰借的一笔贷款即将到期,在李鸿章的暗中鼓动下,汇丰不留情面地催款,拒绝了胡雪岩后拖二十天的请求。

  恰逢胡雪岩资金链紧张,又赶上时局动荡,挤兑风潮最终拖垮了胡雪岩。李鸿章趁势不顾左宗棠在西南边陲的节节胜利,签订了一个有利于法国的《中法新约》。两年后左宗棠病故,李鸿章再度举报胡雪岩吃朝廷回扣,导致后者被革职抄家,自己则正式跻身权力中心。

  扳倒政敌后,李鸿章自然投桃报李:修建天津唐山铁路,李鸿章指定汇丰为收款银行;战争借款甚至政府的税收存管,也交由汇丰操办,汇丰已然成了中国央行。至此,清政府交出了自己金融的一切筹码,货币发行职能,关税,盐税三项都掌握在外国商业银行的手中。

  甚至等到清廷倒台,朝廷大员留下了大笔匿名存款,也被汇丰悉数笑纳。晚清许多贪官在汇丰匿名账户由于战乱死亡,巨额钱款就成为汇丰银行另一笔意外之喜。而澳门现任赌王何鸿燊的爷爷何世荣,曾经就是依靠成为汇丰买办的身份,坐稳了财阀家族的地位。

  清政府的羸弱和民族的不幸,让汇丰赚到手软。1921年,老汇丰办公地已经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汇丰需求,不管是场所大小,还是气派程度,都需要一栋全新的建筑示人。1921年,汇丰银行决定斥资1000万两白银在外滩重新兴建大楼,这相当于汇丰两年的利润总和。

  大楼面朝黄浦江,外形参考希腊神庙,被称作“东方最巨大宏伟的”的商业建筑。大楼有两个营业厅,一个是为外国人服务的主厅,面积2107㎡,而另一个为华人服务的厅仅470㎡,且偏居西南角。后来有人评价汇丰大楼内部凸显出尊崇白人、歧视华人的空间布局[2]。

  大楼主入口台阶两侧各立有两尊铜狮,以当时总经理名字来命名:香港分行的史提芬(Alexander G Stephen),和上海分行总经理施迪(Gordon H Stitt)。两尊铜狮共同守护汇丰,也说明香港上海不分上下的地位。这栋建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,曾作为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。

  日军侵华期间,香港的两尊铜狮一度被日军带到大阪,最终在麦克阿瑟的干预下才送回香港。上海的铜狮虽然未被拆走,但汇丰大厦已然成了“帝国主义搜刮人民的魔窟”,被改造为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,就连壁画也成为“帝国主义涂饰的彩色图画”,被涂料覆盖。

  1949年之后,汇丰撤出大陆,但他们的影响力在大中华区远未结束,甚至可以说:汇丰对于华人商业势力的塑造,才刚刚开始。

  汇丰银行大班(即总经理),在香港地位可以与港督相提并论。港府掌握了政治大权,而汇丰则控制香港经济命脉,汇丰大班的地位自然举足轻重。在汇丰几十位大班的更新换代中,有一位对汇丰,乃至香港整个商业体系产生至深影响。他就是数位华人顶级富豪的恩人:沈弼。

  沈弼(Michael Sandberg)1927年出生在英国,他18岁毕业后去印度当兵,而后又辗转到北非利比亚,养成了喜欢冒险的性格,时常单人匹马在烈日下横穿大沙漠。当1948年沈弼退役回英国时,加入了汇丰伦敦分行,经过六个月培训后,便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。

  靠着扶植工业贸易,沈弼业绩彪悍,平步青云,在1971年,44岁的沈弼升任汇丰大班。此时的香港商界,正是华人企业家相继崛起的年代。相较于喜欢安稳日子的英资,汇丰显然更喜欢赚钱能力强的华资公司,因此在“华洋争霸战”中,汇丰扶持了大批华人企业家。

  包玉刚就是受汇丰扶持,成为一代船王。到了70年代后期,赶上船运业大萧条,一手把包玉刚推上船王之位的沈弼建议其放弃航运、投身房地产,并辅佐包玉刚拿下了九龙仓争夺战。但沈弼真正青睐并倾力扶持的人,却并非包玉刚,而是日后在香港只手遮天的李嘉诚。

  李嘉诚是在包玉刚的牵线下认识了沈弼,李的英语不高,太太庄月明就经常充当起翻译,给沈弼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1976年,汇丰银行决定将港岛华人行大厦推倒重建,此时还是“地产新人”的李嘉诚对这块肥差觊觎已久,主动接洽了已经当上汇丰董事副主席的沈弼。

  两个人具体谈了什么,没有人知道,据说沈弼只是研究了李嘉诚旗下长实的合作意向材料,就立即拍板定下把华人行的项目直接交给长实。没有竞标,没有谈判,没有公开信息。面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,李嘉诚自然不敢怠慢,24万方的大楼用了两年时间便修建完成。

  两年的开发周期,跟后来在大陆动辄二十年的开(tun)发(di)速度相比,令人感到讽刺。

  沈弼对华人行的重建工程非常满意,剪彩典礼三个月后,意气风发的李嘉诚再次出手意欲收购九龙仓,吓坏了大股东怡和洋行。怡和洋行随后向沈弼求助,沈弼表面劝李嘉诚收手,暗地里却借钱给包玉刚,促成了包李二人的暗度陈仓,最终让包玉刚顺利拿下九龙仓。

  而恰巧这年,一百多年历史的和黄集团经营不善,陷入困境。汇丰是和黄集团的大股东,沈弼痛下决心决定“换帅”,将汇丰22.4%的控股权,半价售予李嘉诚,且延期两年付款,并由汇丰提供贷款。此举相当于李嘉诚仅需拿2400万美元做定金,直接收购价值10多亿美金的资产。

  沈弼导演的这场戏,被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评价为:“以‘偷取’来定义这宗世纪交易,毫不过分。”

  沈弼离任之前,决定香港留下一个看得见的印记,作为自己翻云覆雨的见证——1981年,汇丰推倒了皇后大道中1号的总部大楼,请来英国顶尖的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全部重新设计。

  大楼总共建了五年时间,花费52亿港币,成为“全球最昂贵的独立建筑物”。这幢银灰色的新大楼造型类似石油钻井台式,设计别出心裁。新楼全部采用钢结构,浇铸好了后运到香港拼接而成。而“拼接”的目的在于,倘若香港出现任何变动,大厦可以“随时”搬走。

  1986年,汇丰大楼正式启用,沈弼也光荣退休,李嘉诚特意令匠人按汇丰大楼的造型铸了一个1米高的黄金原型,在告别晚宴上亲自送出。

  在沈弼时代,港资逐渐控制了香港的经济,沈弼无疑是香港华人经济的幕后重要推手,也成就了香港人对汇丰的情结。很多人都将汇丰股票视作情怀,买股票送人成为上等礼物,并像传家宝一样传给下一代,当汇丰股价下跌时,一些铁粉散户自发地在低价接盘、护盘。

  可惜这只是香港人的单相思,汇丰的初衷从来不是为香港做贡献。沈弼自己教育下属:“两条船,一条是同胞的,一条是外族人的。无论是谁的,我们肯定在那条更安全的船继续行驶。”对于汇丰而言,为了金钱和安全,可以随时做好准备抛弃一切,包括香港。

  如果80年代就有自媒体,那么香港当年刷屏文章中必然有这么一个标题:别让汇丰跑了!

  压力并非来源于外部。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,在3月的某次晨会上,有领导指出:“人民银行有意让汇丰扩大在中国内地的业务,以此作为促进中国的银行提高效率和加强竞争的手段。”无论是汇丰还是“帝国主义金融大本营”的香港,新主人都表达了欢迎态度。

  联合声明签署的第二年,汇丰在深圳的分行便开张迎客,沈弼在开业仪式上表示:“我们决心向深圳提供高质量的服务。”但在香港,沈弼却在汇丰高层会议上表达了担忧,他告诉董事会: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中国,如果什么都不做,那肯定会变成一家中国的银行[3]。

  但紧接着,沈弼风风光光的退休,去留问题丢给了下一任大班浦伟士(William Purves)。

  从香港搬迁,不能从明面上直接进行,浦伟士接过沈弼的接力棒,设计好一场世纪交易案。1987年11月,汇丰正式宣布收购英国米兰特银行14.9%的股份。英国和香港金融媒体界都炸开锅,业界认为这是汇丰实行全面收购的第一步,更是规划好出逃英国的道路。

  记者追问浦伟士是否要迁移总部到伦敦时,浦伟士言辞诚恳,坚定地回答:“汇丰银行将永远把总部设在香港。我们在这里经营得非常好,为什么要离开呢?”[3]这让人不得不深思:想要做到汇丰大班这个位置,不能光靠精明的商业和金融头脑,还得有出色的演技。

  对于汇丰能否顺利迁到伦敦,浦伟士心里也没有把握。1990年,浦伟士想办法见到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,试探性的询问铁娘子的口风。撒切尔说了一句话,让浦伟士悬着的心落了下来:“浦伟士先生,现在你可以继续去做你认为最有利于你们银行的事情了。”

  从收购英国米兰特银行开始,到合并迁册伦敦总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。终于在三年后,当汇丰宣布将注册地迁移至伦敦的时候,浦伟士在发布会上面不改色地指出:“我们不是抛弃香港,我们只是开展一些重组合作。”香港媒体没那么客气,《远东经济评论》赫然将标题定为:

  1993年,浦伟士终于完成了沈弼交给他的这项艰巨迁都之战。然而在香港中环的标志性大楼里,汇丰人有着掌控整个香港感觉。然而当这群精英搬到伦敦泰晤士街上一栋无名小楼后,顿时有一种河鱼入海的感觉,甚至来访的客人都会诧异:“你们不能找个更好点的办公室吗?”

  这一年,浦伟士前往北京拜访了朱总理,并介绍了汇丰最新的接替人庞约翰。朱总理给了两人一个重要的信号:上海浦东地区将试验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。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点破了最后的窗户纸,希望汇丰把中国业务搬迁到大陆。言外之意,便是让汇丰放弃香港。

  约翰立马回答:“我们已经在谋划搬迁的准备工作,要在上海寻找合适的办公大楼。”[3]汇丰清楚的知道,上海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庞约翰看着拔地而起的上海浦东,惊叹不已。而更关键的背景,则是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,外资银行的前景不可估量。

  最后,汇丰斥资3300万美元,买下了浦东江边4.8万平方米的“森茂国际大厦”,并改名为“汇丰银行大厦”。当有媒体采访庞约翰中国业务总部为何放弃香港,迁至上海?庞约翰回答跟他的前任们一样优秀:“汇丰135年前的中国业务总部,就曾经就坐落在上海。”

  虽说在商言商,但看看沈弼、浦伟士、庞约翰等人的言行,当约翰弗林特辩解汇丰没有出卖华为时,你还敢信吗?

  从上海到香港,从香港到伦敦,汇丰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些英国海盗一样,从来没有归属感。

  汇丰对伦敦的爱,也从未因为它本身的英国血统而专一。2011年,总部迁回伦敦不满20年的汇丰,宣布要将总部搬离伦敦。然而这成为汇丰给英国政府的虚晃一枪,五年后汇丰宣布不走了,还是英国好。然而汇丰万万没算到,几个月后,英国公投结果要脱欧。

  当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,在2017年1月17日宣布英脱欧计划的第二天,汇丰银行全球总裁就宣布从伦敦撤出1000名员工至巴黎。然而仅仅在半年前,汇丰董事长信誓旦旦对公众保证:“我们充分评估了英国脱离欧盟的可能因素,面对现在这样的公投结果,我们不会重新考虑离开伦敦。”

  换总部这种事儿,毕竟还是由着自己折腾。在受地缘政治影响的其他领域,汇丰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。今年夏天,汇丰向美国提供有关华为的材料后,那个向中国辩解无辜的汇丰CEO约翰弗林特,上任仅18个月的CEO突然辞职,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黄碧娟跟着走人。香港慈善网玄机

  150年过去,汇丰不再是那个汇丰,中国也不再是那个中国。更重要的是,那个“东西逢源”就能挣大钱的时代,恐怕已经彻底过去了。www.664066.com欧式别墅楼梯效果图有吗.【时政要闻】李正印深入吕梁军分